米粒猫


以前读韦力的《书楼寻踪》,就很喜欢,原因未必尽出内容,还在于它和自己想象的雅人高致相符。记得明人吕坤说过,“事从容则有余味,人从容则有余年”,一个人倘能闲人所忙,忙人所闲,心中无事,眼前清净,可不就是最好的人生消遣。然后当他浓后求淡,动极思静,还能往接圣代,尚友古人,并因为喜欢,特别能坚持,简直就是最有品位的诗意栖居了。它不仅与中国人的传统趣味暗合,甚至可与西人如阿伦特、本雅明推崇的闲的哲学相发明,后者在《黑暗时代的人们》中曾说,“现实熙熙攘攘,一切都在人眼前飞过,只有无所事事的闲逛的游手好闲者接受到了它的信息”,作者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于古典独有会心的闲者吧。

    

后来认识了作者本人,读他的“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”,从《觅诗记》《觅词记》《觅文记》到《觅宗记》《觅经记》,听他讲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人事,就不敢再作这样烂漫的设想了,相反,对他的执着与痴迷,油然生出一种由衷的钦佩。而他自己的感受是,“这是福分,让我成为一个知敬畏的人”。

    

基于专业,个人对《觅诗记》(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)更多兴趣,看得也更细些。此书以时代为序,记述了119位诗人故里、墓园、祠堂和其他遗迹的寻访过程,然后将它们与其人的著述结合起来,作深入浅出的诠解。应该说,实地考察从来是治学的基础功夫,由此求得对学术与地域关系的认识,尤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学人所重视的学问。梁启超就撰有《中国地理大势论》和《近代学术之地理分布》,以后,从汪辟疆的《近代诗派与地域》、刘师培的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,到金克木的《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》,文学与地域的关系问题,更是受到学人普遍的重视,他们既关注诗的空间分布,又留心其跨地域的流播与影响,对其间物质景观如何转化生成为诗的意象,尤其有深入细致的研究。这种人地关系研究(Man-land relationship),构成了今天日渐盛行的文学地理学的核心内容。不过,其局限也是显在的。因为受制于当时当地各种条件的限制,许多学者的研究并非以亲历实见为基础,有的更沦为书斋的空谈与纸上的揣想。

    

韦力不同,他无意于对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作系统的学理研究,但深知就每个诗人的了解而言,是不到实地决不能轻下一言的。这样从南到北,跨河过江,由单个诗人拼合成的南北文学的不同风貌,其荦荦大端,居然自在其中。昔韩愈《游城南》诗有“断送一生惟有酒,善思百计不如闲”,他是断送一生惟有书,善思百计不如走;张潮《幽梦影》称“文章是案头之山水,山水是地上之文章”,他则由案头的意匠经营,赏及地上的大块文章;再由此大块文章,反观古人的诗思文心。其间,面对“伤心秦汉经行处,宫阙万间都作了土”,那些年久失修、残破不堪的故居墓址,极不相称的保护等级,以及根本谈不到专业的管理者,乃至懵懂无知的乡民,他枨触万端,但也徒唤无奈。说起来,帝王勋臣的旧迹当然也有倾圮颓坏的,甚至遭盗发平没至于一无所存的也不在少数。但不能不说,其间诗人故居、墓址的毁损尤其严重。远的不说,即以清初王夫之、顾炎武、黄宗羲为例,都是有多方面成就的旷世大儒,又擅诗或诗学,所在之地难称僻远,可一样荒败到无人问津。对照钱穆所谓中国古代是天下高于国,社稷高于君,学术高于政治,以此类推,民为邦本,民贵君轻,而诗礼传家的积累,更使得诗人的地位从来不低,可为何其境况与遭际偏偏如此?这样想着,让人不由得对韦力的工作更生肃敬之心,并进而想一探其诗人寻踪的意义。

    

个人以为,要究明这一点,首先须就诗的意义这个广远的题目说起。今天的世界,如弗洛姆所说,日渐呈现出“重占有轻生存”的征象,又处处可见波兰尼所说的“市场原则对人生活的全面渗透”。人们只知以病态的人换健康的经济,个个狼奔犬突,不能安详。这种情景在此间也不断上演,许多人的精神世界异常空虚,心灵得不到来自别一空间的诗意抚慰,不点是死海,一点不免成为一片火海。对此,欧逸文在《野心时代》中以“狼吞虎咽”一词来形容,他称许多人以财富为目标开始自己的旅程,心中全然没有“中心旋律”,以致最终迷失在镀金时代里。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时代,给了诗意的凸显以绝好的机会。它或以直白更多是婉曲的方式告诉人,这个世界原本是存在着一些别样的东西的,那比知识好的是修养,比地位好的是品位,比成功好的是成长。因为诗不仅是生活中最精细的部分,还是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告白。作为“文学中的文学”,它因为够纯粹,不但能表达一切情感,给人以最深切的抚慰,还能如杰恩·帕里尼《诗歌为什么重要》所说的那样,“以静悄悄的方式起作用,改变读者的内在空间,在他们的思想上增添一些精细深刻,为他们把世界弄得复杂一些”。这里所谓的“把世界弄得复杂一些”,是指人可藉此看到更广大的人生及其幽暗的背面,从而有以抵抗生命的惨淡与荒芜。

    

其次,须对诗人的存在价值有真切的肯认。生活中,当一个人只剩下诗人的身份,通常会让周围人感到困惑,因为不知道怎样与之相处,也很难对其作出评价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时至今日,没有什么文类比诗更其凋敝,也没什么声音比诗更其微弱。但正如前引钱穆所说,在中国历史上,诗人从来享有隆盛而崇高的地位,一度以诗取士,进士远胜明经,明法、明算更是等而下之;长久的注重诗才,一句之重与一韵之奇,也足以耸动天下,流芳百世,这些都养成了人们对诗的知觉和实验,完全建基于活泼泼的生命体验。至于其亲近诗的目的,既在养性与怡情,更在明道与增德,甚至疾世与救人。所以,一部诗的历史,远不仅仅是人审美历史的浓缩,它表征着人性的成长,并足以佐证历史的展开过程及其全部细节。也因此,布罗茨基为立陶宛诗人温茨洛瓦《冬日的交谈》所作的序中,会说诗能在最糟糕的情况下,“使读者摆脱对他们所知现实的依赖,使他们意识到这一现实并非唯一的现实。这个成就不算太小。正由于这个原因,现实总是不太喜欢诗人”。在中国,人们会将其中特别具有否定性和批判性的作品称作“诗史”。如果再联系其时诗人通常不只具有单一身份,不仅被列入正史《文苑传》,同时还可以是儒学大师、理学名臣甚至辅宰勋贵,其文武兼备,动关一朝政治与一时风气,更注定后人要走近他,必须从多个角度切入,方能对其人其作有比较准确的了解。

    

明乎此,才可以谈韦力寻踪古诗人遗迹的意义。宽泛地说,钦佩和疼惜一个饱含才华的诗人的生命,当然是一件风雅的事。但因如上所述的缘故,在作者而言,实际还包涵了对个体生命背后所隐括的历史-文化的敬畏与珍视,使得这一工作有了比风雅更崇高的意义。那些经时间淘洗留存下来的诗人,常以飞鸟的姿态俯瞰芸芸众生,由生养食息的故居追原其不平凡的人生轨迹和创作心路,由其长眠之地体恤其或夭亡或病故、或殉节或横死的各各不同的悲壮谢幕,诚是人生命中最好的功课。要知道,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如流星,没留下任何痕迹,就消失在空茫的人世间。而他们的存在如坐标,给欲走进历史的后人定位,这样的难得,怎不叫人陡然警省,并从尘俗中超拔出来,得以用庄敬之心,来作诚意的拜瞻与凭吊,并由其诗,而想见其为人。

    

个人的感觉,比之故居,墓址更能给人这样的感动和启悟。因为从本质上说,墓所营构的正是逝者的意义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,逝者以自己的行历,为生者照亮存在的意义。不能体会这一点的人当然也可以安住在人间,但能体会的,当他活着的时候,他的感觉与前者是不一样的。本来,墓作为人生命中最后的安顿之所,在中国文化中就有非同一般的意义,它与它背后所隐蓄的价值体系和象征意义,既能满足人对“真久”、“永恒”这类大词的皈依与向往,又维系着人的伦际情感和代际联系,甚至还关乎社会风气与世道人心,所以中国人从来强调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”,乃至将祀与戎一起,视为“国之大事”,以为“凡治人之道,莫急于礼;礼有五经,莫重于祭”。并且越到后来,越能超越血缘,看重其人的德行与功业。其间,以死勤事,以劳定国,固然让人景仰;以言传心,藉文传远,也广受人们的尊敬。要之,凡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,有利于文明保持发扬者,后人都会给予隆盛的祭典,进而不仅在卷册上时时咀嚼其片言只语,更在生活中执拗地守护其庐墓,围绕其展开自己的日常烟火。

    

祠堂与墓关连密切,汉始有祠,皆建于墓所,称“墓堂”或“墓祠”,故它当然是作者寻踪的又一重点。作为宗族用心维护的公共空间,祠按性质可分为纪念乡邦先贤的“公祠”和纪念家族先辈的“私祠”,以后衍生出忠孝节义祠、孝子节妇祠等不同的主题。由于古代中国行政权力止于乡村,乡绅地位凸显。故与墓一样,祠作为村落结聚的中心,乡民精神认同之所系,承担着“收族敬宗”的作用,不仅为其群体性社交活动提供了地理空间,更成为足以拢聚人心的精神空间。从这个意义上,说它是古代中国人的“精神祠堂”并不过分。其中,许多诗人因同时是当地望族,久孚人望,死后常被乡人供奉入祠。他们的介入对祠堂精神性的提升每每能产生关键性的影响。正是赖其伟大的人格、过人的才具和丰富的创作,这个看似无声的世界,才得以呈现为一个恒久鲜活的人文世界。

    

但很遗憾,因历朝历代的灾害与战乱,这个世界在年深月久中日渐漫漶,甚至遭毁弃,被夷灭。尤其不可原谅的是,今天城市化首先推倒的,居然仍是这个世界、这种文化。本来要避免千城一面,名人故居和墓祠是最好的足资分别的名片,可它们含带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讯息,还是被那些短视者的过度开发粗暴地抹去了,幸存的一些,也常不过是被用来招财生利而已。传统的日常世界就这样被放逐,更别说其背后所隐蓄的价值世界了。阿兰·坎比耶《什么是城市》一书中说:“一个城市,如果不能保留对已经消失的过去的记忆,也就是对自己旧模样的记忆,那么它不可能是一座有灵魂的城市,也不可能许自己一个未来。”作者与之有一样的认知,所以常怀愤怒,更多失望与失落。当然,还包括对专家只会以一套行内的“黑话”自说自话,不能旁及横通,作有效努力的遗憾。

    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个人以为作者的遗迹寻踪,未尝不可看作是关于古代诗人和诗歌当代接受研究的另类延续,只是这种延续由诗内指向了诗外,进而由书内延展到了书外,既关乎古代诗人的行历与创作,更联通着绵长的乡土情结和传统的气脉。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哲学家格伦·阿尔布雷克特所创的一个新词——“乡痛”(solastalgia),它不同于人们常说的“乡愁”(nostalgia),后者通常由远离造成,容易治愈;它则针对置身其间的每个人,诉说的是对身边日趋凋零的传统的伤悼。作者书中将这层意思表现得虽很含蓄,但隐忍的力量仍远胜我辈,这也是个人非常感佩的地方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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